下了一整夜的雨，伏在枕上静静地听，雨，像小小的精灵，唤醒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这样一个充满希翼的季节，谁能助我神力，让我也幻化为精灵，去唤醒我沉睡不醒的母亲。白天，谋事做人，为人妻、为人母，厚载着沉旬旬的责任。夜晚，因为看不到希望，我只能在黑夜里纵情地哀泣。

　　母亲仍安静地躺在监护室。年前，接到病危通知，我搀着八十高龄的老父亲往家赶，而母亲已陷于深度昏迷，“妈妈”，我伏下身子，紧挨着她的脸，仍然温暖而亲切，但，再也听不到回答。

　　我陪护在母亲身边。母亲浑身上下插满了管道，全身浮肿，在抢救时做了气管切开，喉管里奔涌着血沫和急促的呼吸。大夫查房，用笔型电筒左右晃动，母亲的眼睛大大地睁着，脸上毫无表情。因为脑干中风，切断了大脑与身体的联系，母亲，已经被活生生地“埋葬”在一个死去的躯体中。但，母亲在流泪，那些大滴大滴的眼泪，从眼角滑落，我轻轻地擦，擦母亲的泪，擦我的泪，一夜一夜，是我与母亲血泪交融的厮守。

　　我宁肯相信，母亲什么都能听见，我絮絮叨叨地回忆。回忆那个把一曲《二泉映月》拉的如泣如诉，把新疆舞、蒙古舞演绎的神采飞扬，夏天总喜欢穿旗袍，冬天系一块蓝底白玉兰花的披肩，走在街上，令行人侧目，让我无比骄傲的母亲。而偎在身边的我，要时刻小心，背上冷不丁就会挨上重重的一巴掌，然后，是严厉的呵斥，“抬头、挺胸，把腰直起来!” 提到往事，我揽着母亲的头，夸张地笑出了眼泪。

　　母亲生了我们姊妹三个。大姐，曾在地方担任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的领舞；二姐的二胡、小提琴、手风琴无师自通；我，6岁那年被强行送进体操队，9岁上又被拖到县文化馆拜师学艺学习绘画。但我们都没有走艺术的路，尤其是我，虎头蛇尾，是母亲最大的遗憾。父亲常说，我们姊妹三个的才能加起来，也顶不上母亲一个。

　　母亲出身贫寒，自幼丧母，却极具艺术天赋。小时候，看到别人拉二胡，眼红的要命，自己拿着两支筷子认认真真地比划，我外公咬咬牙买了一把没有弓的旧二胡，又偷偷从别人家的马尾巴上剪了一束毛，给她绷成一把弓，就是这样一把二胡，被母亲演绎的酣畅淋漓；母亲曾捧着一把缺牙裂口的口琴，一夜之间，就能鼓捣出优美的曲子；还经常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，神闲气定地指挥场面壮观的大合唱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如此不凡的母亲，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在二野军大的父亲随军南下，在当地作为驻地干部被留下，母亲毕业也来到同一个偏僻的地方。在军民联欢上，母亲既是报幕员又是演员，落落大方、婷婷玉立、能歌善舞、文武双全，这是父亲一次次对往事的描述。说到这里，我尽情地纵容着自己的沉溺，含笑着遥想当年，年青朝气的母亲如夏日清风一样的美丽。

　　而现实还是不可逆转地到来了。我已经不记得，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患糖尿病、高血压；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次血栓，然后第二次、第三次；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行动自由；又是从什么时候，脸上不再有笑意。一天一天，母亲在我们的视线里，渐行渐远。

　　我离家独立生活已经十多年，从一开始每次通电话哭着喊着想妈妈、要回家，到后来，经常长时间忘了通话，就算是拿起电话，也常常心不在焉敷衍了事。我忍受不了她的抑郁和唠叨，不经意间流露